一、反腐敗不能主要依賴嚴刑峻罰，也不能過多地依靠國家工作人員自律。

二、他認為,要用“嚴刑峻罰”來解決這一問題。

三、在這之間只有德性完備的人，他們不會故意犯法，同時設計出一些詭計以逃避嚴刑峻罰。

四、同時,面對社會轉型時期較為嚴峻的犯罪態(tài)勢,此舉無疑有助于社會各界逐步樹立科學理性的刑罰觀,有助于改變民眾對于嚴刑峻罰的過度期待。

五、法官不是圣徒圣父,也不可能成為圣徒圣父,所以,對法官進行政治教育以及嚴刑峻罰都不能保障法官不腐敗。